马一龙，我国古代著名农学家。他根据自己实际参加农事的经验，写下了《农说》一书，把前代的农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使之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对我国古代农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马一龙，字负图，号孟河，江苏溧阳人。生卒年月不详。官僚家庭出身，其父马性鲁曾任云南寻甸（今寻甸自治县）知府，后因瘴气病死任上，自此家境开始走向败落。明嘉庆二十六年（1457年）马一龙考中进士，被选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据此推知马一龙约生活于15世纪）。后因母亲年老多病，他辞官回到故里保阳，但生活条件仍没有得到改善。

　　早从正统（1436-1449）至天顺（1457-1464）年间开始，因不堪忍受过于繁重的苛捐杂税，傈阳地区的农民纷纷外出经商，致使田地大片荒芜。马一龙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心痛。他认为这些荒地不仅可以耕作，而且可以致富。于是便招募农民耕种荒地，采用分成制的办法，把田地里收获的一半分给佣工。果不其然，一年之后，所有的荒地全部得到了开垦，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马一龙在雇工开荒种地的同时，亲自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田间地头，他不觉得有丝毫的难堪。同时马一龙发现大多数农民不懂农事道理，虽然干活挺卖力，却不能取得好收成。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愿务农而去谋求商业利润，结果导致事倍功半，十室九空。对此他深感忧虑，便根据自己从事农事的经验，结合前人的农学理论写下了《农说》一书，该书是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的纯理论性农学专著，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一龙在《农说》中首先继承了我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和三才理论。他针对当时社会弃农经商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君、民、农、力的关系，得出了"农为治本，食乃民天"的结论，强调了农业的重要。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发展农业生产仍有重要的启迪性。值得一提的是，马一龙在强调人力的同时，非常重视知识（也就是智力）的作用。他指出"知不**力者，虽劳无?quot;，认为一个好的农夫，必须智力和体力兼备，缺一不可，即所谓"上农者，智、力并至"。这里的"智"也就是深知农事道理，"力"指干农活时卖力。智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知时（即天时）、知土（即土性）和知其所宜（即农作物）三个方面。他强调指出：如果一个农夫能够很好地理解天时、土性和农作物，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马一龙把知识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这比前代农学家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对三才理论的重要发展。

　　马一龙在《农说》中还对农作物从育种到田间管理一系列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种子的质量好坏对农业生产的收成有很大影响。马一龙对这个问题也极为重视，他在《农说》中指出要想得到良好的收成，就必须懂得种子生命力的重要性。他还联系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单季晚稻的情况，指出：没到立冬时提前收割的稻子，其生命的元气不足。如果用这种稻子作种子，则先天就亏损了。由于当时某些单季晚稻的生长期特别长，如果等到完全成熟以后才收，则稻子必然饱满健壮而生命力强，就适于做种。所以他认为收割稻子时，宁晚勿早，也就是要保证种于有较强的生命力。另外他还指出陈旧的种子不宜做种子，因为种子离开土地的时间过长，其生命力不能得到延续，必须选用新鲜的稻谷做种子。

　　马一龙在《农说》中还提出了一套独特的种子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立冬之后，将选好的种子放置在一块预先整理好的平地之上，上面盖草以防止鸟雀啄食，再加盖一层湿灰。到第二年清明时，再浇粪除草，使种子发芽，并指出这种是最好的。总而言之，因为马一龙当时亲自参加农事活动，他所提出的这种种子处理方法对今天的农业生产活动应该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我国的传统农业非常注重精耕细作，土壤耕作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马一龙继承了这方面的传统，并在《农说》中对此有相当的发展。有关土壤耕作的时间问题。马一龙借用阴阳学说，从积聚阳气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冬耕和春耕的时宜问题。他在《农说》中指出"冬耕宜早，春耕宜迟"。所谓"早"是指立冬之前，"迟"是指春分之后。马一龙认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全在于阳气之功。如果土地积聚的阳气不够充分，农作物就不能很好地发芽和生长，而立冬之前，土地中的阴气还没有散发，这时候进行冬耕，有利于阴气发散，阳气积聚。春分之后，阳气的一半已经分布于地面上下，这时春耕也有利于阳气的蓄积。有关土壤耕作的深度问题。马一龙在《农说》中最早提出了"启原宜深，启隰宜浅"的理论。"所谓"原"是指地势较高而干燥的土地，耕作时应深耕。所谓"隰"是指地势较低且湿润的土地，遇到这种土地应浅耕。他认?quot;原"之下多是硬块的土地，"隔"之下多是沉积的淤泥，"原"处深耕有利于衔接地底下的生气，可以达到水墒部分，这样可使种子得到充足的水分而萌发。"隰"处浅耕有利于土壤接受阳光的暴晒。他指出低温的水田如果耕得过深，会将下面的生土翻上来，即不易于熟化，甚至常有一些有害物质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马一龙没有具体指出"原"处和"隰"处的耕作深度，只是笼统地提出耕作深度为九寸时太深，为三寸时过浅。马一龙有关土壤耕作深度的理论对后世的农学著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知本提纲》中就继承了他的这种观点。 马一龙在《农说》中还提及了土壤耕作时积聚阳气的其他几种方法，包括晒垡、火攻、水耕等。晒垡是利用阳光暴晒耕起的土地，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稻田耕作中的传统经验。他以阴阳学说进行了解释，指出纯阴团结之地缺乏阳气，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不利。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耕翻晒垡，通过阳光的作用转阴为阳，这样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火攻即烧土，也就是在地里放火烧土，以此来攻克地里过度凝结的阴气，从而达到"蓄阳"的效果。水耕是指在稻田里先干耕，再灌水进行耕耙，马一龙认为水是阴气的精华，遇火就会相互融化。如果与火合并在一起发挥作用，不仅无害，反而有益，适量的阴气也对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利。上述几种方法，虽然马一龙以阴阳学说来解释它们，但在今天的土地耕作中仍被广泛应用，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施肥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马一龙认为，作物的生长发育必须靠肥力来保障，而连年种植的田地，土地肥力必然衰退。如果要想得到较好的收成，则需要对土地追加肥料。他不但重视追肥的作用，而且也很重视基肥的作用，认为基肥是保持土地肥力的根本。但他同时认为，基肥再多，对庄稼的影响也不大，必须在适当的时候给土地追加适量的肥料，如果施加了过量的肥料，也会使作物受害。他的这些理论对当今的农业生产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马一龙从整体上强调了施肥和土壤改良的重要性，他主张改良土壤时要根据土地性质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提高土地肥力的目的。 马一龙在《农说》中集中讲述了水稻栽培，特别是水稻的移栽和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我国水稻移栽的历史很早，汉代农书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马一龙认为水稻移栽可使秧苗和本田二块土地中的肥力都集中到每株秧苗上，这样秧苗的生命力就会更加旺盛。移栽时要求纵横成列，以便于耕耘。在移栽密度方面，他认为应根据土地的肥瘦来具体确定。肥田密植要合理，瘦田一般不可以密植，每亩大约在7千2百株到1万株之间。

　　灌溉和烤田是水稻田间管理中的关键性措施。有关灌溉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马一龙对稻田的灌溉也很重视，他把灌溉视为预防旱害的重要措施和维持与滋养农作物生命的必要条件。他还指出，只有事先对农田水利设施（如沟渠、堤坝等）进行修筑和维护，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灌溉农具和备用雨具，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烤田是指在水稻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和遇到疯长的情况下，根据需要排去稻田里的水，使阳光暴晒田面，经过一段时间再上水灌溉。马一龙认为烤田可以促进作物的根系发育，控制无效分蘖，使庄稼基干健壮，有利于作物的生长。

　　在水稻的田间管理中，马一龙也很重视中耕除草，即"耘荡"。他认为耘荡不仅可以除草，而且可以固苗。因为田里的浮泥容易使稻苗多长横根，而浮泥以下又是紧实的土层，顶根扎不下去，这样稻苗就不能充分吸收土壤里丰富的养分，所以茎叶可能长得很茂盛，但抽穗不多，收成也就不可能好。耘荡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抑制横根，促进顶根，使稻亩吸收更多的养分，提高每株稻苗的穗数和粒数。

　　马一龙在《农说》中还提到了有关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问题。虫害防治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诗经》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战国时期就已有较多的虫害防治方法，以后不断发展。马一龙继承了前人关于作物病虫害的气候生成学说，认为病虫害的生成与天时有关。他在书中指出稻田中常见的害虫有五种，它们是食根的害虫、食茎节的害虫、食叶的害虫、食苗心的害虫，以及食穗的害虫，分别由于田间五种不同的恶劣气候而产生，主要是稻田的五种湿热交蒸的状况而产生。同时他针对这五种害虫的产生原因提出了虫害防治的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在栽秧前先把田中的水排掉。然后再灌以新水，这样可使田里的热气散发而秧苗无害。第二种用稀疏的梳耙在阳光下将稻苗叶上的露水拂去。这种方法比较少见，但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有应用。第三种方法是将石灰、桐油撒在苗叶之上，也可防虫治虫。这种方法在后世的农书中也有记载，至今仍被使用。虽然马一龙所说的有关病虫害的生成原因不科学，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观察不细致和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但他提出的上述三种病虫害防治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

　　总的说来，马一龙能够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以及他的重农思想，这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写下的《农说》一书对前代的农学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稍显不足的是书中大道理太多，充满了理学家的气息。作者又往往借题抒怀，有些地方不太切合农业生产实际。虽然如此，马一龙在我国农学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我国古代农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功不可没的。